龙华三会

    从纽约回来后，我疲惫得连续好几天都缓不过来。但上个星期五，我还是决定去哈佛法学院的Hauser楼去参加格伦顿教授的讨论班，因为这是我本学期在哈佛的最后一课。

　　其时的波士顿已经是一片春意，哈佛园里洋溢着春天特有的清新气息。当初来美国之前，福布莱特的官员曾经对我讲：当你觉得在美国最舒适的时候，也便是你要离开的时候。现在想来，果然如此。随着漫长冬季的结束，我感觉自己闯过了语言关，也完全熟悉了哈佛的环境，而两个学期的学习也马上接近尾声了。

　　那天，格伦顿教授准备了一些茶点。七八个同学围坐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本学期最后一个主题：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。与以往有些不同，最后一课的气氛很轻松，大家一边回顾着古老而深沉的思想，完成一学期的思想之旅的最后一站，一边彼此开着善意的玩笑。“这部分应该是洛克先生的观点！”，“我并不确定，这里似乎看不到霍布斯⋯⋯”霎时之间，一份《宣言》变成了凝聚人类文明遗产的地图，在我们这些“哈利波特”的手里浮现出了隐秘的线路。白发苍苍但神采奕奕的格伦顿教授非常满意，整堂课笑个不停，好像慈祥的邓不利多。

    谁能想到这位女“邓不利多”已经七十多岁了呢？你看她红光满面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穿着花纹略显华丽的毛衣，颈上系着一方鲜艳的围巾。在说话时，你如果细心的话，会发现她的双脚以轻快的节奏拍打着地面，好像在跳舞一般。而就是这样一位慈祥、可爱的老太太，却是美国顶级的比较法学家，而且一直到了这样的高龄仍然生产着高质量的学术作品！有时我会忍不住比较，想想国内的学者，有多少不到五十岁就谢世了，又有多少拿到教授荣衔就停止研究了呢？

　　我第一次见到格伦顿教授是在去年冬天。当时冬季学期刚刚结束，北大的张骐教授把我引荐给了格伦顿教授，于是我决定来听听这位女比较法学家的“西方法律传统”课。当时，选择格伦顿教授课的人并不多，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了肯尼迪教授的“法律全球化”与安首廉教授的“中国法”，而选择格伦顿讨论班的人加上我都不到十人。当时我一方面后悔上了老太太的“贼船”，一方面又不忍心跑掉，觉得连自己都开小差，未免太对不起老人家。而很多在哈佛的中国学生也不建议我“追随”格伦顿，因为作为天主教科学院院士的她被哈佛法学院的某些学生戏称为“宗教老太太”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课程的深入，我越来越被这位“宗教老太太”吸引，渐渐成了她的铁杆粉丝。且不说她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刻洞见，光是那种在法语、德语、英语、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瞬间切换的表演就已经令你叹为观止。这位杰出的比较法学家不仅学养深厚，而且非常慈祥，为了让我在哈佛的研究更加顺利，她“特许”我可以随时约见她，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并经常为我提供研究所需要的文献和材料。

　　尽管我数次表示，与她相比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，而她却坚持称我为“同事”。而在与她的平等交流和言传身教中，我也慢慢发现，许多中国学生对他的看法纯属偏见，或者不客气地讲，是不识货。其实格伦顿教授一点也不“宗教”，尽管她曾经出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，在天主教世界声名远播，但她却从不试图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。相反，她始终对其它文明的思想保持着敬意，并虚心去了解它们。在课上，她每次一定会请我来讲从中国人的视角和立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，而我也很开心地把中国先贤们的洞见分享给她。至今我还记得，在她所主持的第一次课上，我提到孟子所说的“良心”，她立刻背出了这一段的英文原文，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她一再地对我说，中国最终也会从她的传统文化所留下的遗产中，去开出现代之花。

　　也许，正是因为哈佛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大师，哈佛才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。在哈佛待久了，我常常觉得哈佛的建筑并不算好看，尤其是哈佛法学院，某些楼显得很丑，布局也缺乏整体感。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世界级的老师，才使哈佛显得如此不同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那句著名的话：“大学者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大师之谓也”。可惜，今天的清华布满了大楼，却很少见到这样的大师了。

　　一学期的课程结束，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和备考，而作为访问学人，我的任务却告一段落，离开哈佛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想起初来的时候，我曾经说，走在黄昏的哈佛，仿佛梦游回到了的清华园；那么回去之后，走在古旧的清华园，我会不会也开始怀念这里呢？　

　　4月1４号到17号之间，我受福布莱特基金会的邀请，到纽约参加一个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讨论会，与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福布莱特学生、学者交流。这是我第人生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内接触这么多人种、肤色与语言截然不同的人，也使我有机会尝试做了一次“外交家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由于主办方的细心，使得一切都显得完美，大家关系融洽，互相尊重，也加深了对彼此国家的了解。但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，从这几天堪称完美的交流中，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非常微妙，也非常有趣的现象，看到了许多巨大的鸿沟，而这些是我过去没有充分意识到，甚至是完全没有知觉的。

　　其中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，我更容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学者成为朋友。在这几天里，我非常愉快地与巴西、墨西哥、印度、巴基斯坦和非洲诸国的留学生交换心得，我对他们国家发生的变化深感好奇，总是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，能够分享很多感受。在到达纽约的第一天，我们坐车一起去参加晚宴，我与一位来自巴西的女学者坐在一起，不停地向她询问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。他很耐心地向我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且向我介绍巴西的教育，文化和习俗，给我讲巴西美丽的山川、河流，我人生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关注南美的这个大国，巴西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鲜活起来，不再是一组抽象的数字，一幅枯燥的地图。第二天，我们共同去纽约的一处公园植树、锄草，其间我与一位印度学生聊到了一起，她很开心地向我展示穿在脚上的精致皮鞋，并告诉我这出自印度传统的工匠之手。我告诉她说，中国已经飞速地实现工业化，这样的手工作坊已经很难见到了。她觉得非常惊讶，并告诉我说，在印度这样的传统作坊永远也不会消失，因为这是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”。而一群热情欢乐的巴基斯坦朋友则常常围着我问这问那，并热情地叫我“兄弟”。我最想不到的是，我还结交了一伙身体强壮，但头脑一点也不简单的非洲黑哥们！

　　谈到非洲朋友，我必须认真讲讲我在纽约的室友。他叫穆萨，来自布基纳法索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的名字。那是西非的一个国家，极为贫穷，而且经常发生部落争斗。他是去年唯一一个从这个国家来到美国的学生。正如我过去常见到的非洲人一样，他沉默寡言，看起来非常内向。或许是因为我显得友好并善于倾听，很快他便与我熟络起来。在来到纽约的第二个晚上，他突然间问我，有没有听说过马尔科姆(Malcolm X)，我坦言从未听说。他便很认真地向我介绍这个人，说他是与金博士齐名的黑人民权斗士，主张黑人与白人“分离但平等”，号召黑人组成自己的共和国，甚至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。我当时深感震惊，而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很坚定地说，马尔科姆是他心中的偶像。从此，我们便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关于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交流，穆萨用许许多多亲身的例子，为我现身说法，讲述我所不知道的非洲苦难史。而我也毫无保留地贡献我的意见和看法。当我谈到非洲的部落争斗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，穆萨说他为此深感难过，但随即提醒我：在一个没有任何工业，无力制造武器的国家，如何能够得到武器把部落斗争搞得如此惨烈？至少部分的原因是贩卖武器的跨国公司在利用，甚至在挑拨部落战争，我为这位非洲朋友的洞见而深感震惊，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不公平的世界体系的认识。

　　而与此相对，我却很难与欧洲的学生变成朋友。似乎欧洲人骨子里有一种老贵族的自大与傲慢，不屑于认真倾听别国学生的意见和看法。尽管良好的礼仪使他们举止得体，但言语之间却时时流露出优越感与对别国的漠不关心。而在我看来，这却恰恰是一个文明走向衰落的征兆。

　　也许是这样的微妙差异，使我在四天中，俨然变成了一个穷国外交家，穿梭于发展中国家的友人之中，也从中获得了赴美以来难得的身份认同。我想，或许国家也与为人一样，最关键的在于如何认识自己，并定位自己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叫“贫贱之交不可忘”，这或许对一个只想让世界变得更公平，而非去主宰这个世界的国家而言，是更重要的座右铭吧。

在各种宗教团体中，总是将人们的关系比喻为兄弟、姐妹，

比如基督教团体，彼此之前都会称对方为兄弟，或者姐妹。

这不禁让我想起阿伦特在《论革命》中的一个重要区分：兄弟关系与朋友关系。

她说，在革命伦理中，是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压缩到亲密无间的，要四海之内的革命者皆兄弟。

为什么这么亲密无间，是因为外部世界的寒冷，于是人们彼此靠在一起。

很多时候，宗教伦理与革命伦理是相通的啊。

可是，世界上还有一种关系，叫朋友（friendship），不远不近。

如果说，兄弟关系建立的基础是认同；那么朋友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宽容。

很多时候，我不敢奢求认同，我祈求的是宽容。

这几天为了出国的事情而心烦意乱，

但老婆说的对，有这事当没这事。

还欠了好多文债，先还了再说！

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代表作品，关于如何在各种价值之间维持有效的平衡，从而趋近于现实的，而非乌托邦的美好社会。

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经济危机的相关论述，从而衡量我国眼下的一系列经济举措，还是颇为受益的。